广场舞和篮球冲突_篮球场广场舞冲突后续

1.《暴走大事件》中讲述河南洛阳广场舞大妈和小伙抢篮球场的是哪一期？

不知何时起，大爷大妈倚老卖老和碰瓷的事件频频发生。有的大爷在地铁上公然吃女孩的豆腐；有的老人买了无座的票，占用别人的座位，还打伤了乘务员；有的大妈装作乞丐，故意碰瓷；前几天，又发生了一件事，广场舞大妈们围殴篮球少年，我认为，这也是大爷大妈倚老卖老的一种表现。那么，如何解决这种事情的发生呢？

1. 好好交涉。尽量心平气和地沟通，如果没有用，可以找他们的领头羊如跳舞的领舞的人沟通，比如，不要说这里有篮球框就是打篮球的的人的地盘，要和大爷大妈们好好商量一下。另外，可以帮助他们再找一个适合跳舞的场地，和他们交换一下。如果通过这个方法解决不了问题，可以先离开，冷静一下，换个方式解决问题。

2. 跟老人们的孩子交流。可以私下找个时间，约出这些老人们的儿女来，心平气和地讲述一下问题，让他们劝一下家里的老人。虽然这些老人们都很凶，但他们对自己的儿女是很温柔的，而且，恐怕他们也只听儿女的话了吧。

3. 找社区等机构协调。如果上述两种方法都没有用，就只能找想关机构协调，比如社区的管理员，可以规定星期一、三、五谁用场地，二、四、六谁用场地，星期天隔周使用。相信总有一种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解决这种问题不能靠武力，只能心平气和的谈，也希望老人们都能够理解年轻人，互相体谅一下。

《暴走大事件》中讲述河南洛阳广场舞大妈和小伙抢篮球场的是哪一期？

陕西西安的万达广场内，一群大妈霸占了室内篮球场，将其当作跳广场舞的场地，打篮球的少年们只能无奈地在旁边等着，对着门框投篮解闷。

附近的其他市民们显然也看不惯他们的霸道行为。

"孩子们好不容易离开了电脑和手机出来打球，她们却把地方占了。"

有人这样打抱不平道。

在寻找广场舞场地时，大妈们总是会想出各种奇招。

山东青岛的大妈将小区的停车位当成了自己的广场舞场地。

每天晚上他们都会在马路旁跳上几个小时，想要停车的车主只能另选他处，或者在旁边默默等着。

有人在网上分享了一段大妈们晚上跳舞的视频，视频中一辆私家车不断鸣笛，希望大妈们可以让开道路。但大爷大妈们却熟视无睹，车主只能默默等着大妈们把舞跳完。

陕西安康的大妈们则更有创意，他们霸占了一个停车场。

大爷大妈们在停车场入口拉上了横幅，横幅上写着"此处请勿停车"的字样，署名者是快乐团队，也就是广场舞大妈们组成的团体。

这显然影响了停车场的正常运营，运营方曾试图和大妈们沟通，并特意为其安排了其他的跳舞场地，但大妈们却嫌弃那地方太过偏僻，拒绝了对方的安排。

运营方和想要停车的车主不得不向民警求助，据称，警方每月都要因此出警五六次。

大妈们油盐不进，民警们多番调解，但仍收效甚微，只能听而任之。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杭州的孙先生曾发帖抱怨称，自己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大妈们跳广场舞的声音，而他们跳舞的地方，是杭州市区的马路。

每天晚上六点半，大妈们就会聚集在孙先生楼下的马路上，开着外放音响一起跳广场舞。

大妈们跳舞的马路位于杭州新汇路和长华街的交界处，紧贴着十字路口，这条马路并不僻静，附近有一个建材市场，每天都有大量货车进出。

晚上六点半到八点半本就是上下班高峰期，大妈们霸占马路的行为是十分危险的。

过往的车辆不敢招惹大爷大妈，只能减速绕开，居民们也敢怒不敢言。

一位在附近开店的大爷试图和她们沟通，大妈们却一股脑涌了上来，七嘴八舌地把老爷子吓得够呛。

还有一位居民抱怨自家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大妈们的外放每天都孩子无心看书，她曾建议对方小声一些，大妈们却说自己以后会放得更响。

她也曾向民警和交警反映过此事，但没有人愿意出警。

从陕西到杭州，广场舞大妈们都位于食物链的顶层，无论对手是居民还是警察，她们都毫不畏惧。

尽管大妈们在抢占地盘时很有创意，但篮球场还是他们的最爱。

每隔一段时间，大家都可以看到大妈抢占篮球场的新闻，这些新闻往往也会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

为啥大妈们非得紧盯着篮球场不放呢？这实际上是一个概率问题。

2019年全国体育场统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共有354.44万个体育场地，其中包含80万个乒乓球场地，82万个全民健身路径，而篮球场的数量最多，全国总共有97.48万个，数量超过了羽毛球、足球、排球、田径场地的总和。

乒乓球场地的球桌太占地方，无法为大妈们提供一起跳舞的空间。

全民健身路径其实就是小区和公园里的户外健身器材，这些器材没法移动，不太适合大妈们跳广场舞。

篮球场地面平整且占地面积极大，完全符合大妈们对广场舞场地的需求，再加上篮球场数量众多，每个城市都能找到许多，这些篮球场自然成为了大妈们跳广场舞时的首选，从而引发了舆论争议。

打球少年和广场舞大妈之间之所以冲突不断，除了大妈们素质不高之外，其实也受到了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影响。

尽管我国已经有了接近100万个，但平均到每个人身上之后便微不足道了，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2.08平方米，为了好好锻炼，市民们不得不互相争夺运动空间。

但这一现状正在不断好转。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只有0.05平方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003年的时候，这一数字也只有可怜的1.03个平方米。

从0.05增长为1.03，再从1.03增长为2.08，运动场地不足的问题每年都在缓解。

基础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应该耐心一点，随着基础建设的不断完善，类似的问题必将很快缓解。

7月7号?

第20期

作者：霓坤姐

链接：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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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阳王城公园篮球场的一场“地盘之争”日前引爆了互联网。起因是网友“兄弟篮球008”公开的视频：在篮球场上打球的几个小伙子和跳广场舞的大叔大妈们发生了口角，之后升级为肢体冲突。视频中，有几位大叔推搡并且按住了一名篮球小伙，其中一名身穿红衣的大叔带头捶打了小伙子。

视频在互联网上传播开之后，网友们几乎一边倒的对大叔大妈进行抨击，“为老不尊”和“坏人变老”的说法甚嚣尘上。公园管理方暂时关闭了篮球场，场地究竟是如何分配，也尚未有明确裁决。

从2013年到2014年，我曾用大半年时间对广场舞进行了田野研究。研究地点恰巧也是在河南的一个非省会城市。在当时，由于广场舞引发的争端已经时有发生，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噪音扰民问题。而在洛阳篮球场争地盘事件发生后，很多网友纷纷表示：多地的篮球场都有类似和广场舞抢占空间的事件发生。人们一般如何解决这些冲突？如此多的空间冲突背后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广场舞又为什么持续性地制造着网络热点？这些问题，涉及到我们对空间的“现代化”利用，也涉及到如何理解上下不同代际之间截然不同的历史体验。

“现代化”利用的空间，遮蔽了什么？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环境规划专家 Caroline Chen（陈乐伦）2007年曾来到北京研究广场舞文化。她总结了广场舞大妈们心目中理想场地的五大条件：一是不易打滑的地面；二是夜间跳舞照明；三是防晒保护措施；四是能容纳30到60人的空间；五是要和居民区或办公区域有一定距离，以确保不会影响到附近不跳舞且不喜欢音响的人。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城市空地，实际上少之又少。其结果就是，城市里的大妈大爷们在“见缝插针”跳舞，“占领”了城市的中心广场和各个小广场，“占领”了商场门口的空地，“占领”了小区附近的街心花园和停车场。根据 Caroline Chen 的研究，北京在奥运前后，一些扭秧歌的大妈们在立交桥下跳舞，她们主动不用锣和钗去伴奏，因为这些乐器的动静太大，她们也不去相对人少的公园里跳舞——因为那里有很多需要静养和散心的病人。Caroline Chen研究的团队最后选择去了闹市中的立交桥下面跳舞。

空间问题的另一面，是城市规划中常常忽略广场舞一类的市民活动需要。一位参与城市广场设计的设计师告诉我，他曾经参与设计某一线城市的小广场。他们团队的设计思维“以人为本”的，先评估人的需求，再有设计。他们在前期调研中观察到，需要改造的空间中已经有很多人跳舞，但是没有座位可以给跳舞的人或观众休息。因此，他们最终的设计把这些需要考虑在内。但做成提案时，这些设计需要换一套说辞，比如一些听起来更加高大上的，符合中国文化特色的——比如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等等的说法。由此可见，城市空间规划中，市民的需要似乎“难登大雅之堂”。

如今，满足广场舞需求的运动场地显然是不足的，更别提是专属广场舞的场地了。这是我们看到大爷大妈们开始“占领”篮球场或羽毛球场这样的公共体育用地的现实背景和大前提。

近年的一些研究中，城市研究者和人类学家也普遍主张，实际上恰恰是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后，私人空间的扩张在侵蚀老人们的可用公共空间。在当代中国城市，特大型超市和私人房地产的扩张，是挤压公共空间的一大原因。经济学家卢周来曾经指出，开发商为了最大密度使用土地，在私人住宅与公共空间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隔离。

在洛阳王城公园的冲突事件中，篮球小子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评论说“要跳去广场跳”。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城市中很难找到适合广场舞的场地——在哪里跳，似乎都不太对。即使这些大爷大妈去广场跳了，也仍然被认为是“占领”，而不是合理使用。我们广场的功能不是单一的，更不是专属给广场舞的。哪些空间可以变成跳广场舞的地方，为大爷大妈服务？这仍是悬而未决的事情。而与之相对应的，篮球场的空间属性十分明确。这和中国的城市设计沿袭西方发达国家的设计模式，运动场地考虑了足球场以及篮球场、网球场，但是很少有并没有专门设计过跳广场舞的场地有关。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空间”和“地方”的概念是不同的，因为“空间”是物理性的，而“地方”则有社会和文化属性。 当“空间”因一些人使用而被赋予意义和价值感，就变成了“地方”。关于广场舞占用空间的争议，实际上就是关于这些“空间”应该被变成什么样的“地方”，为谁服务，涉及价值高低评判的争议。人们对空间使用的观念，与社会对阶层、年龄和性别等等要素的看法相一致。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城市应该是年轻的，有活力的，或者是安静有序的，而代表着城市形象的公共空间，也应该是现代化的、与国际接轨的，有品位的。

我们在社会文化层面，似乎并没有认可广场舞“值得拥有”一个专属用地。这或许是因为这项运动不够“国际化”，不够“现代化”，不够“有品位”？这次事件的评论中有不少人说，“篮球打的好还能进NBA，进奥运会，广场舞跳的好又能怎么样呢，所以要让给年轻人。”这就是一种“现代性”逻辑在空间分配上的日常运用。

广场舞的话题背后：悬而未决的代际之争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老人曾一度被认为拥有特权，年轻人需要服从老年人的权威。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同时也是一名杰出运动员）Susan Brownell 就在研究北京迪斯科表演时发现，在这项运动中，年老的迪斯科舞者可以打破一些行为及穿着的禁忌：比如身着鲜艳的服装，紧身裤之类的，这些禁忌都是儒家传统的产物，而年轻女性则不同，她们则必须遵从这些禁忌。通过对待常俗的不同态度，年长女性实际上实现了对年轻女性的压制，而年轻女性则是被牺牲的。在90年代，针对迪斯科的很多公共争议也恰恰是围绕着它挑战了传统道德和规范而展开的（Brownell 1995）。

网络上也有很多对年长一代的批评，比如心理学家武志红对此事的点评就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对“优待”年老者，而对年轻的人是“要求”，他提到传统社会是“杀子文化”，年轻人被牺牲，老人胜。而洛阳广场舞争地盘事件中，老人的一方则是拿老来讹人，他也批评中国很多老年人不懂界限和平等。

然而，中国社会迅速变化，已经开始触动和挑战这一“尊老爱幼”传统了。在家庭领域内，新的代际交换的逻辑也正在解构传统中国文化中老者的权威性。在家庭内部，实际上“孝道”有下降的趋势，家庭作为一个系统对老人的照顾也在势衰。洛杉矶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阎云翔在调查了黑龙江下岬村之后认为，传统意义上“无条件的孝顺”已经被一种新型的“代际交换“的逻辑取代了。相伴而生的是日渐增长的对老人的不尊重。在公共领域，由于更擅长使用媒体及科技，现在年轻人正在逐渐控制话语权。关于广场舞的几次争议事件，无论是几年前武汉出现的跳舞被泼粪，还是这次洛阳争地盘打架，网络上几乎都是一面倒对老人一方的抨击和讨伐。

广场舞的话题性，正在于它不断折射着中国代际之争的最新战况，而这种代际之争，又和不同代人们对社会历史的不同理解有关。有多少人在评论的时候是完全就事论事，而不是夹杂着对老人碰瓷、被老人讹等等社会事件的吐槽和引申呢？

这个时代前所未有加速着“老人特权”的破产。而它很有趣地和对广场舞的批评联系在一起了。其中耐人寻味的是，这群人“不文明”、“自私”以及“落后”的印象，因为广场舞与文革的联系被合理化了。

要知道，广场舞背后是一种公开展示的身体文化，它的本质也是一种“合理化身体”的视觉形象的生产过程。广场舞杂糅了儒家传统文化、集体主义时期的身体文化、以及市场时期的逻辑。通过舞蹈，人们的社会经验、身体经验也被提炼和展示出来了。

围观者、评论者把广场舞与文革联系起来。广场舞发展到今天，和建国前后的秧歌表演，之后的集体广场舞蹈，甚至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迪斯科，迪厅吉特巴表演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90年代末，跳迪斯科的老年人是被称为“共和国一代”的，因为那拨人生于3、40年代；而今天跳广场舞的人群呢？他们是被认为是“文革一代”。或多或少地内化了那个时代的行为方式，而当前社会的中青年，则更多受到改革开放后文化的影响——强调个人空间权利的重要性。这种由于经历不同，而对公共空间行为方式的不同理解，其实都有其合理性，但中老年一代却轻而易举地被扣上了“文革一代”、“坏人变老”的帽子。

广场舞的参与人群，舞蹈形式，都让人把它与人们不愿面对的一段过去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广场舞始终被认为是不美的，不能代表现代化国家的。不少年轻人纷纷表示大妈们应该回到私人空间，不该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在对洛阳篮球场事件的评论中，年轻网民们甚至恶语相向，让他们“去公共厕所或者坟场去跳”。

因为研究的关系，我的微信里有很多跳广场舞的阿姨朋友。这次“抢场地”事件之后，有几个阿姨都评论说：“现在年轻人不容易，我会让给他们的。” 但愿这次洛阳事件只是极端的个例。视频中红衣老人打了年轻人当然不对，但是打人之前年轻人究竟是否爆粗了？是否也做出了过激举动，这些没有在视频中显示出来。它是真的不重要？还是被我们选择性屏蔽了呢？比如曾于里刊登在澎湃思想市场的文章中就提到，这些信息的消失，可能恰恰因为“中老年人在互联网上是缺席的，他们在网络舆论中败下阵来毫不意外。”

广场舞的话题性，在于它不断折射着中国代际之争的最新变化。年轻人所代表的“现代”越来越成为主导，老年人和他们所代表的历史，则越来越被遗忘和视为“落后”。广场舞热点背后的一场又一场网络狂欢，不断把广场舞大妈大爷塑造为他者，塑造为“变坏的老人”，不少人轻松地彰显了自我，刷取了优越感。可是大爷大妈到底去哪儿跳舞？这才是合适的问题，而它还是没有答案。